新时代文学当具中国气质与时代精神

　　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在贺信中，总书记高度肯定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贡献，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国文学具有什么样的突出气质、特色优势？进入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该如何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如何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如何讲好生动精彩的中国故事？光明智库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探讨。

　　本期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 张江

　　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 南帆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王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 程光炜

　　1、优雅、含蓄和韵味是最中国的文学气质

　　光明智库：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中国文学的独特气质有哪些？哪些特质最吸引国外的目光？

　　南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很大吸引力。漫长的文明史，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哲学，唐诗宋词之中的优美意象和优雅风度，天人合一，儒道互补，如此等等。例如，《红楼梦》把远古的神话、历史的演变、18世纪中国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极具民族文化风格的伟大作品。中国古典文学独一无二的特色以及艺术高度，在其他国家读者面前显现出巨大魅力。

　　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种种文化隔阂，外国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古典文学包含的各种主题以及艺术风格。不少外国读者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时带有猎奇心理，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读者缺乏一个完整的印象。这种状况必须通过更为深入的人文交流逐渐改变。

　　王宁：中国古代文论中经常强调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认为这是其与生俱来的精神特征。曹丕曾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所说的“气”就是文气，即一篇文学作品的精神气质，它是难以传承的，更难译介到国外。

　　我在国外讲学时，经常很耐心地向西方听众解释中国文学的这一特征，得到的反应常常是：中国文学确实没有什么理论可言，更难用一种规则来概括。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多种世界语言，那些探讨较为普适性的问题且具有较强故事性的作品，比较容易被国外读者所理解。而那些具有强烈民族地域特征的作品则很难为他们所理解和欣赏。这就要求翻译者在忠实地翻译这些作品的同时，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式作一些解释和阐发，而不能拘泥于字面的忠实。同时，在译介这些作品时也要配上适当的评论性文字，这样才能有效地向世人讲好中国故事。

　　程光炜：中国是一个文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中国人的文学气质，突出表现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说中国是一个具有诗人和散文家气质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是成立的。也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学中，神话和小说不是强项。虽然唐宋就有志怪、传奇小说，明清出现了四大文学名著，但是直到20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创作才涌现为一种潮流。最近几十年国外汉学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古典诗歌和散文方面，而且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

　　在外国读者和研究者心目中，中国文学的优雅、含蓄和韵味，是他们最为欣赏的东西，也被认为是“最中国”的文学气质。

　　2、社会历史的激荡风云构成了文学的优势与潜力

　　光明智库：您认为，中国文学的优势在哪里，未来的潜力在哪里？

　　张江：新时代中国文学最大的优势有两个，一是它背后有5000年绵长而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它植根于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

　　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发展史，自老庄孔孟到屈陶李杜，再到鲁郭茅巴老曹；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汇聚成光辉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和民族精神的集体记忆，它们是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坚实根基，也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源泉和无尽宝藏。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以及人们观念上、精神上、心灵上的震荡、碰撞、更迭，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讲述，有太多的情感值得抒发，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素材、丰沛的营养和鲜活的体验。这是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最大的财富。

　　不过，纵观这些年的文艺创作，能够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作品还不够多，庄严厚重、气势恢宏的史诗之作更是少有，震撼民族心灵的精神气象，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合唱尤为鲜见，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南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激荡风云构成了文学的优势与潜力。无论是故事题材、精神气质还是审美意识，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这是中国故事的真正基础。能否文学地再现这一段社会历史，展示历史画卷之中各种生动的人物形象，显现历史的曲折和发展方向，把中国故事讲得生动、深刻，继而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中国当代作家的重大考验。

　　文学是以形象把握社会历史，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主题。如果不是植根于人民、植根于生活、植根于大地，文学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许多人把作家和艺术家形容为时代精神的先行者，并不是说他们具有先知先觉的才能，而是因为他们长期深入生活，熟悉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程光炜：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全世界都进入了小说时间。小说超越诗歌、散文的地位，成为文学的主流。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纷纷出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讲述故事”成为很多作家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为什么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会是小说家。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统计看，小说家的数量也超过诗人和散文家。

　　所以，从文体上讲，当代中国文学优势在小说上。据我观察，现在50后（包括少量60后）作家，是最近40年中国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属于“黄金一代”，比如，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余华、苏童、格非、刘震云、阎连科、陈忠实、路遥等。其中很多人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这一代作家成为中国文学的中流砥柱，与他们都出生于大时代，目睹和亲历了大历史的变迁有关，这使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就有历史的大视野、大情怀。如今，如何推动70后、80后作家走到历史前台，逐步接替前人的位置，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

　　王宁：中国文学的优势在于汉语的独特魅力和较强的故事性或叙事性特征。我们过去一般认为，西方文学重叙事，中国文学更重抒情，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中国的叙事文学也很发达。德国大文豪歌德当年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的阅读。歌德读过《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娇梨》，这些作品给了他很大启发。能够打动世界读者的并非只是中国古典诗词，那些具有中国独特语言特征的诗词经过翻译会失去许多东西，而叙事作品通过翻译仍能保留完整的故事性。我认为，中国文学在国外译介传播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说，中国的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很可能还是小说家。因此，我们要加大译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力度。

　　3、伟大作品要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前瞻性

　　光明智库：您认为，文学家应该如何求索和把握时代精神？如何才能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张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只有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创作出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推陈出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要坚定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坚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真正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王宁：衡量一部作品能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有一定的标准：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其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是否被收入世界文学经典选集；能否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是否在被译介后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只有从上述5个方面综合考察，才能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把握特定的时代精神，反映特定的时代风貌。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莎士比亚、歌德、易卜生以及中国的曹雪芹、鲁迅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中。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就要准确再现中国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性，要在体现批判性的同时弘扬正能量，要既再现当下又预示未来。

　　程光炜：文学反映时代，有“快”和“慢”的区别。有的作家能够及时反映大历史的变迁，表达很多人的心理感受，激励和感动人心，比如路遥。也有很多作家则是通过长期的观察、积累，后一步地反映这种历史变迁和心理感受。比如，鲁迅小说的集中涌现，是在辛亥革命十几年之后，雨果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也是在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才创作出来的。所以，不一定快的作品就好，慢的作品就不好；反过来说，也不一定慢的作品就好，快的作品艺术性就不高，这要看作家怎样反映时代，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时代的深广度，因人而异，不能强求一致。

　　4、与国家、民族同声共振，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光明智库：中国进入新时代，给中国作家和文学带来了哪些改变？有没有一些通用的语言、方式、技巧，帮助作家讲好中国故事？

　　南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风云激荡，文学也发生了重大转折。这种转折不仅是文学内容的变化，同时包含了审美意识和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的变化。这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文化努力。很大程度上，这种状态仍在进行中。

　　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状况。中国作家不可能为了迎合国外的目光而写作，真正的文学杰作不可能游离本土历史提出的基本问题。当然，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会意识到，本土历史的基本问题与经济全球化架构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会带来双方的交流、对话，它不仅涉及文学写作，而且涉及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

　　张江：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只有与国家、民族同声共振，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最大限度地彰显其价值和意义。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历史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淘汰和湮没。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主动投身于时代洪流，在现实的潮涌中挥洒激情、歌唱时代。唯此，才能把伟大的时代故事转化为伟大的时代经典。

　　王宁：今天的文学创作面临着严峻挑战。信息化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微”时代，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信息的充斥使人很难耐心阅读大部头的高雅文学作品，依然以过去那种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来写作必然遇到困难，甚至会失去读者。当代作家要了解我们所面对的读者，尤其是中青年读者，想他们所想，写他们所感，这样才能打动他们，引起共鸣。

　　与此同时，作家既要用读者能理解和欣赏的写作技巧讲好故事，又不能一味迁就低俗的阅读趣味；既要借鉴优秀外国作家的技巧和手法，也要充分考虑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同时，文学批评的作用也不该忽视，我们不能只重视在国内语境下评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更要注重在国际文学批评和研究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这样才能起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的效果。

　　程光炜：十几年前我对一位作家说，凡能写好改革开放40年风云变化的作家，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今天看，这个观点并不过时。中国进入新时代，一定会更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命运，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一种使命性的追求。

　　就讲故事的语言方式和技巧而言，要能够找到新时代中国人的语言特点。这十几年，随着互联网和消费文化的剧烈扩张，中国人的语言发生了很多变化，不少语言学家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而文学家更应该先行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用一种变化中的语言深刻刻画今天中国人的形象，描画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心灵世界和精神感受，包括奋斗、痛苦、挣扎和期待过程中的真实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