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豫讲坛网 学习正当时 第一议题

以高端要素集聚推动高质量发展

时间:2019-08-29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政策室副主任 盛朝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世纪新时期,一些科技成果转换速度非常快,一些新产业爆发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推动要素集合,推动协同创新,形成创新力量。”要素供给制约问题,是当前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痛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高端要素集聚并使之实现优化合理配置。

  关键要素短板突出,支撑能力不强;要素错配矛盾凸显,配置效率不高,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一提法打破了传统产业体系一二三产业,或者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划分,重点从要素角度谈产业体系的构建,坚持了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当前,要素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关键要素短板突出,支撑能力不强。首先,科技创新瓶颈凸显。我国人均研发经费较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2018年我国人均研发支出为211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6、OECD平均水平的1/5,与德国、瑞典、韩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相比差距也非常大。从研发人员密度看,我国每万名劳动者拥有研发人员数量为48人,而丹麦则高达213人,韩国、日本、德国等国平均为每万人140人-168人,约为我国的3-5倍。另外,“三方同族专利”仍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3家合计占全球比重达到82.5%,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51%,难以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要求。其次,金融体系支撑能力不足。一是信贷与GDP“喇叭口”扩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下降。二是直接金融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整个金融体系中传统银行占比较高,服务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发展的现代金融培育不足,导致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三是部分金融创新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金融机构套利业务和理财、信托等通道业务的创新,过度强调对利润的追逐,而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最后,人力资源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丰富,丰富的人口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专业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缺乏世界级科技大师和“高精尖”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脱节等问题凸显,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面临人才瓶颈制约。特别是在高学历人才供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要素错配矛盾凸显,配置效率不高。首先,科技资源错配现象突出。具体而言,存在“三个错配”现象。一是领域错配。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支出的比重长期固定在5%左右,而美国为19%,日本为11.3%,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二是主体错配,政府研发经费主要投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向企业的比例偏低。三是行业错配,大量政府资金投向新兴产业领域,而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支持不足,导致部分传统产业错过转型升级的机遇窗口期。其次,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严重。近年来,我国在流动性总体宽裕的背景下,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表明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严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需要的资金得不到金融部门的有效支持,致使实体经济发展困难。最后,人力资源错配问题突出。目前,我国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无论从高层次人才专业结构,以及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的匹配度看,人力资本过于投向金融和虚拟经济领域的现象比较突出。

  国际创新资源整合不够,国内知识链、技术链和产业链脱节问题严重,造成创新资源难以集聚和有效配置

  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当前,我国产业开放层次偏低,内外协同不畅。首先,国际创新资源整合不够。目前,我国吸引的跨国公司大多从事加工组装环节,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尚不足3%,且研发机构层级较低。其次,国际供应链构建和主导能力不足。从产业链角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突出问题是加工制造能力强,而核心零部件、高端研发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受制于人,产业链不完整,上下游合作不紧密,协同创新少,缺乏产业链的合作和整体布局,造成我国产业附加值低,国际供应链主导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再次,金融体系开放层次不高。我国金融体系开放度不够,有利于国际国内金融要素有序流动、金融资源高效配置、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在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领域市场准入要求比较多,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还不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不够,境外投资还面临包括额度限制在内的多种管控。最后,国际化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据《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在引进国际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指标上短板较为突出,在参与排名的126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第九十七位。

  此外,协同发展机制僵化,内生活力不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首先,科技创新机制不活,尚没有形成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创新体制。主要表现为企业研发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受阻,转化渠道不畅通,知识链、技术链和产业链脱节问题严重,“科技成果走不出实验室”现象普遍。特别是,政府在科技资金投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仍具有浓厚的直接干预色彩,科技创新治理涉及多个部门,创新资源难以有效配置,部门间协同性差。其次,金融改革滞后,尚未形成有助于实体企业融资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以间接融资渠道主导的金融结构并未得到有效改变和扭转。主要表现为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为主的金融体系“风险厌恶”倾向显著,对民营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有很多歧视性规定,无法支撑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在金融开放上,管制措施过多,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进入金融业领域限制重重,造成金融业竞争不足,产业发展活力和效率提升不够。最后,人才流动机制不畅,人力资本提升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发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改善要求创新型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但我国人力资源在体制、区域、城乡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较多,包括户籍登记管理、社会保障、职称评定、工资福利、人事档案管理、身份管理等管理制度制约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难以实现“人尽其才”。

  加强高端要素培育,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

  针对上述瓶颈,必须加快系统谋划,抓住重点、分类施策,持续增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加强高端要素培育,提升要素供给质量。首先,加大科技创新要素培育。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和行业领军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力争在制约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亟须攻克的重大技术、事关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核心技术或“卡脖子”技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原创性前沿重大技术等重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其次,加大现代金融要素培育。积极发展科技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鼓励国有银行开展中小微企业服务,形成大中小组合、国有民营外资多元的银行体系,扭转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现象,促进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需求衔接匹配。最后,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着重解决教育脱离经济发展和高技能人才等短缺问题。通过改革传统人才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加大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方式,吸引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大幅度提升中职教育中通识教育水平,增加通用技能和综合能力培养,推动中职教育复合化和多元化,培养更多学习型、复合型、创新型、社会型的劳动者。

  破解制度性障碍,构建高效的协同发展机制。首先,重塑实体经济发展导向机制。强化对实体经济重要性的再认识,形成“尊重实干、崇尚实业、脚踏实地、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保障全社会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合理回报,引导全社会行业收入分配机制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其次,强化科技创新引擎机制。加快科研机构分类改革,促进应用型科研机构市场化改革,建立自主创新、自负盈亏的企业化应用型科研机构,彻底打通应用型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衔接障碍。彻底改变现有以经费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全面建立以科研成果绩效为导向新型管理模式,探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模式。再次,顺畅现代金融服务机制。加速金融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尽职免责、纠错容错机制,打破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隐形壁垒,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真正享受同等的金融服务。最后,健全人力资源资本化机制。探索建立科研成果所有权分配机制,保障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权。改革传统人才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改革职称评定和薪酬管理制度,取消职称评定指标配额制。改革国企领导的身份和薪酬体系,取消保留行政级别前提下的限薪办法。打破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体制内外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才流动新机制,大幅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实体经济和要素发展活力。首先,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消除地区、部门分割,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快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使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其次,深化垄断行业和国企改革。通过合资、合作、并购、参股、入股等方式,积极引入优势互补并能提供战略支持的非国有资本,不断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益。最后,放宽教育、医疗、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和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的进入管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源通过创新对冲成本上升压力,提升实体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及时调整新能源汽车、网络约车、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抓紧修改、废止阻碍新动能发展的规定,建立适应技术更迭和产业变革要求的标准动态调整和快速响应机制,营造更加适宜的创新生态。

  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首先,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在全国推广外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化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在金融、医疗、健康、电信等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取消制造业重点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充分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积极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等领域企业,促进形成新一轮跨国公司和科技型企业对华投资热潮。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有序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健全产业安全审查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其次,加快建设国际开放实验室、世界产业创新联盟、全球创新网络等。加强与国际一流大学、顶尖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创新战略合作,吸引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最后,完善产业走出去支持机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支持发展一批跨国公司,通过产业链整合、资本运作、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构建全球营销及服务体系等方式,更好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投资、全球采购、OEM、ODM等多种方式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国际分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