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昨天（2月23日）有媒体报道说，当天清晨，29岁的武汉协和江北医院医生夏思思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同天下午，42岁的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医生黄文军也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幸牺牲。这些抗疫一线医生的牺牲，让人不胜唏嘘，深感痛心。

　　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夏思思医生去世前，曾叮嘱同为医生的丈夫在去一线时要格外注意防护，叮嘱说如果她走了，请丈夫照顾好父母和他们2岁的孩子……夏思思医生以及无数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不是正在践行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条么？在湖北、在武汉以及在全国许多其他地方，都有像夏思思这样的夫妻两人都是医务工作者，并且同时都工作在抗疫一线的家庭。2月18日，当殡仪车拉走在抗疫一线殉职的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医生的遗体时，同样工作在抗疫一线的他的妻子，身着全身防护服拍打着殡仪车想见丈夫最后一面的短视频，不知让多少人潸然泪下，痛彻心扉。

　　据报道，夏思思医生的丈夫吴石磊医生披露说：“先料理完妻子的后事。料理完后，我还想上战疫一线。医院考虑到我们是双职工，开始没让我上一线。如今第二批名单下来了，我在名单上，我本来明天就要上一线的。”这是何等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啊！

　　但是，也正如有人在相关文章后留言写到，出于人道和人伦的考虑，出于作为独生子女的夏思思医生夫妇上有4位老人、下有1个两周岁孩子的现实考虑，再出于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所面对的风险，我们应该将夏思思医生的丈夫吴石磊医生从上一线的名单上拿下来。这个建议无疑是及时和适宜的。这个建议还“呼吁把这种人文规定立法”，对那些夫妻双方都同时从事类似防疫抗疫和危险工作的家庭，只允许夫妻中的1人到一线工作，避免因夫妻同时遇险而产生两个失独家庭和1个孤儿的现象。这个建议，应该是疫情过后“补短板”的目标之一。

　　当然，眼下正在进行的防疫抗疫，也提示了中国防疫抗疫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方向，以及解决这些基础性和制度性问题的重要性。此次疫情提示人们，中国必须建设一个健全和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以及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是国家硬实力的真正象征，是国民健康的兜底性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中国GDP只有3679亿元；40年后的2018年，中国的GDP已达到90万亿元之巨。1978年，中国的医院数量为9293个，2018年为33009个，增长了3.55倍，其增长数量不能说不显著。但是，如果与GDP在40年间增长了240倍相比，则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就存有巨大的空间。2018年，中国在卫生领域的政府财政支出为1.6万亿元，仅占GDP比重近1.7%。这些数字，都说明中国在防疫抗疫体系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方面大有可为。

　　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政府的投入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投入不仅仅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其可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在防疫抗疫体系建设方面，其目标则在于防患未然，为各种类型传染病、各种规模爆发的疫情做好准备。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即使没有或者没有相应规模的疫情发生，这种投入和准备也是完全值得的。

　　公共卫生体系和防疫抗疫体系的建设，还不止是硬件投入和医护人员培训配备的问题，还有一个相应的社会组织体系建设问题，两者皆备，国民健康就有了基本保证。